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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丽军:论张炜《艾约堡秘史》——当代文学的“财富书写”与社会主义新伦理文化探索

更新时间:2019-07-05 | 文章录入:jkz | 点击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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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改革开放 40 年,中国社会已经进入“富起来”的新时代。张炜的长篇小说新作《艾约堡秘史》是一部以当代中国社会“财富书写”为主题的文学力作。小说以淳于宝册、蛹儿和欧驼兰等人为叙事焦点,着力塑造出一个在苦难、欲望、财富、爱情与救赎之间苦苦探索的淳于宝册形象,在深刻揭示新世纪中国“富起来”巨大社会变化现实的同时,也生动描绘了主人公曾遭遇的心灵困境,启示我们必须寻找具有社会主义精神特征的财富新路、建构新的社会主义伦理文化。《艾约堡秘史》体现了中国当代作家书写当下现实的巨大勇气和主动探索并把握时代精神的叙事能力,显现出可贵的精神探索意识和思想引领性价值。

  关键词:张炜;  财富书写;  社会主义新伦理文化;  《艾约堡秘史》

  改革开放 40 年,中国当代文学涌现出了许多优秀的文学作品,尤其是长篇小说创作成绩斐然,成功映现了波澜壮阔的改革历程以及这一历程中的心灵嬗变,构成一代代人心中难以磨灭的精神记忆。但是,我们也应看到,当代文学在描绘刚刚发生的、正在发生的当下中国社会生活等方面,与新世纪人民大众对文学的需求还是不相适应的。这固然有社会发展快速化、传播媒介多样化、大众阅读碎片化等外在因素的原因,但是我们决不可因此就被动消极对待,更不能缺失当代文学应有的责任感、使命感和担当意识。事实上,21 世纪以来对中国当代文学书写当下现实生活的呼声越来越大,亟需我们正视与思考。文学是最重要、最丰富、最深刻的艺术载体,为时代发展提供最敏锐的观察、思考和判断,是艺术发展的精神源泉与思想发动机,引领时代文艺精神与思想的发展。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激发了语言艺术变革和思想解放潮流。20 世纪 80 年代文学引领了一个又一个文艺思潮。魏晋时期曹丕认为文学是“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鲁迅视文学为“文艺是国民精神所发的火光,同时也是引导国民精神的前途的灯火”[[i]],莫言认为,作家“应该有开天辟地的勇气,持这种惟一的报信的勇气”[[ii]]。优秀作家言志抒情,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以此新民救国、弘毅传道。

  因此,我们应该从文学内部的情况、文学自身原因来分析中国文学表现当下现实的难度之所在。诚然,当代中国社会的急剧变化,给当代作家认识今日之中国增加了极大的难度。这既是巨大挑战,又是难得机遇。优秀作家应当把握这一历史性机遇,去书写属于这个前所未有的新时代的时代史诗,塑造出这个剧变时代的英雄以及他们极致的痛苦与欢乐、迷茫与挣扎、困境与救赎,探寻关乎当代中国和人类未来道路的“新问题、新思想、新文化”。

  在挑战与机遇并存的新时代文化语境下,写出了《古船》、《九月寓言》、《你在高原》和《独药师》等名作的张炜力求“变法”,向自我、时代和文学进行挑战,选择最难以把握的当下现实生活与改革开放富起来的一代中国人作为文学书写的对象进行书写,对当代中国社会现实进行精神审视和审美观照,创作出了长篇小说新作《艾约堡秘史》。可以说,张炜的《艾约堡秘史》是一部呈现当下现实生活、具有鲜明时代精神气息和深刻思想性的当代精品力作。“《艾约堡秘史》是站在这样一个高度上,对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状况等重大的、核心的、根本问题做了有力表达的作品。”[[iii]]因此,对《艾约堡秘史》的分析和探寻,就具有无比重要的现实性意义和指向未来的精神价值。本文拟从百年中国文学中的财富书写出发,梳理百年文学作品所呈现的伦理文化及其审美流变,在此基础上探寻《艾约堡秘史》对当代中国社会最核心、最繁富的逻辑理念及其语境下的人性、人心之变的思考,探寻新世纪中国社会主义伦理文化建构的可能性途径与方式,从而实现文学与时代、未来的思想对话与一种精神引领。

  一、百年中国文学中的“财富书写”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司马迁在《史记》中的话语,以最为简洁的语言,向世人揭示了“利”的巨大力量。财富、利益,是所有人类活动的内在纽结之处与隐秘的逻辑理念内核。“财富伦理是指人们创造、占有和使用财富的方式,以及与此相关的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过程中蕴含的伦理内涵和道德意蕴。”[[iv]]财富与制度、秩序、思想、文化有着深层的内在性精神关联。“在一种文化特别是经济伦理文化中,财富伦理是具有根本意义的伦理价值观。”[[v]]“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就是一种非常质朴而带有生命温度的文学性表达方式,亲切自然地阐述了物质财富和精神文明二者之间的关系。马克思《资本论》中关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论断,则更深刻揭示出二者之间的关系,揭示资本主义社会运行的逻辑理念与核心秘密。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提出“资本主义精神”,论证了经济层面与宗教信仰层面的内在关系,从而指出现代资本主义的经济伦理学的核心理念所在[[vi]]。这些古今中外的关于财富伦理的思考与阐释,都为阐释百年中国文学,为建构当代中国社会主义伦理当代文学的“财富书写”与社会主义新伦理文化探索文化提供了思想资源和精神启示。

  文学作为社会生活的反映,是人的社会史、生活史、精神史的审美书写。现代资本是众多故事叙述的精神逻辑核心与深层框架结构,正如海德格尔所言,“框架的统治对人的威胁带有这样的可能性:它可以不让人进入一种更加本源的揭示,因而使人无法体会到更加本源的真理的召唤”[[vii]],在精神深处影响人的存在。在现代文学作品中,故事的发展、人物的性格与命运的转折都往往与财富有着深刻的内在关系。鲁迅的《阿 Q 正传》描绘了阿 Q 的极端经济贫困,从贫无立锥之地到恋爱失败、偷窃,再到做梦幻想“子女、玉帛”,直至最后判刑,无不揭示出阿 Q 命运、情感心理结构与财富之间的深刻关系。在《伤逝》中,鲁迅塑造了接受五四新文化精神与新爱情伦理的新女性子君形象。子君勇敢冲破旧家庭的束缚,无畏无惧世俗意义、传统旧伦理的有形与无形束缚,但是却羁绊在具体的日常家庭生活,跌倒在柴米油盐酱醋茶的生活贫乏之中。贫贱夫妻百事哀,正是因为经济困窘这一隐蔽的内在根本性因素而让有着新文化理想维度的新人生活无以为继,最终被金钱所吞噬。因此,鲁迅在《娜拉走后怎样》的杂文中,毫不留情、不带任何幻想地指出,离家出走的娜拉只有两条路可走,不是死掉,就是回来。继而,鲁迅对追求独立、自由、理想的新女性说:“要求经济权也一样,有人说这事情太陈腐了,就答道要经济权;说是太卑鄙了,就答道要经济权;说是经济制度就要改变了,用不着再操心,也仍然答道要经济权。”[[viii]]这无疑是鲁迅先生对财富之于现代社会、女性运动、个体独立人格关系问题的深刻思考。

  茅盾在 20 世纪 30 年代发表的长篇小说《子夜》对“民族工业黄金时代”中的上海金融市场进行直接的审美书写,塑造了民族资本家吴荪甫、金融资本家赵伯韬等大资本家形象,揭示民族资本家力图“实业救国”,但是雄心壮志不得伸展,后被买办金融资本联合绞杀的悲惨结局。《子夜》对上海金融资本市场和资本家日常生活的精细描绘,为当代人提供了难得的历史场景和审美镜像。茅盾对吴荪甫的形象塑造,集中体现在对一个资本家在企业管理、资本投资等方面的物质性“财富书写”,而对吴荪甫本人的内在情感、家庭关系、童年生活等着墨较少。这在一定意义上影响了吴荪甫人物形象的精神深度和艺术感染力,即仅仅是一个可见的、物质性的、追逐财富的吴荪甫形象,而不是一个有情感深度、思想高度和生活温度的“人”的丰富世界——这样的人物形象。而张炜的《艾约堡秘史》恰恰就在资本与欲望、财富与情感、堕落与救赎等“精神性、情感性维度”的方面,有了新的开掘,即在“物质性维度”之外,显现出一种“情感的丰富”与“灵魂的深刻”。当然,应该看到茅盾塑造的吴荪甫这一早期资本家形象及其“财富书写”,是有开创性意义和启发性价值的。同时期的“新感觉派文学”,也对上海这一新兴城市及其市民生活进行了文学书写。比如,刘呐鸥和穆时英的作品。

  20 世纪 40 年代,财富不仅是革命者和广大群众关心的重要问题,而且某种程度上也是延安文学书写的内在精神线索与叙事动力所在。从“打土豪、分田地”到“减租减息”,这些鼓舞人心的口号是对财富的重新分配,体现出那个时代对公平与正义的新伦理文化吁求。解放区文学的《李有才板话》《王德锁减租》《红契》《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等作品,展现了地主与农民关于“土地”这一财富源泉的深层次斗争。小说塑造的“黑心”“狠心”“毒心”的地主形象,与期盼、喜悦、恐惧交织的复杂心态的农民形象,这些人物形象都极为生动、鲜活,富有生活气息,同时也令作品富有一种精神深度。

  初期社会主义道路如何走?如何从个人致富走向集体富裕的社会主义新道路?这是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社会主义文学书写的叙事主题与内在要求。《不能走那条路》思考的是对过去地主剥削道路的否定与对新道路的召唤。而这一时期的《创业史》则有力回应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与伦理文化的诉求,体现为对社会主义集体财富、共同富裕道路的审美书写,塑造了不同于养父梁三老汉那种自发式个人致富道路的,身上闪耀着新伦理文化光芒的社会主义乡村领路人与探索者——梁生宝这样一个“社会主义新人”人物形象。

  改革开放时期,文学用艺术的方式重新肯定劳动致富、书写新的致富人物形象,即以财富为小说叙事的逻辑主线,揭示这个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语境下人与社会的整体性精神嬗变。高晓声的《陈奂生上城》,描绘了陈奂生从昔日的“漏斗户主”到上城卖油绳这样一种身份转换与贫富变化。而在这一经济独立过程中,伴随而生的是个体独立人格成长与生命尊严的新精神诉求。贵州作家何士光《乡场上》的冯幺爸过去是吃救济粮的大户,但是随着“搞活经济”新时代的到来,有了余粮,再也不用被救济了。与此相伴而生的,是冯幺爸生命尊严的觉醒和主持正义的伦理自觉。而这其中最大的隐秘的精神逻辑就是财富的拥有与经济的独立。

  在高晓声、贾平凹、何士光等作家之外,具有悠久历史传统和深厚伦理文化的“文学鲁军”,对此做出了较早的集中又深刻的精神思考和文学书写,创作了一系列关于“义利之辨”的审美文化作品[[ix]]。矫健的《老霜的苦闷》则直接揭示了市场经济下的“新苦闷”:为何一向先进的自己成了“绊脚石”,被儿子和周围的人看不起?为何追求财富的邻居从昔日被批评者,一下子跃升为儿子追捧的对象?这是“老脑筋”的老霜难以接受的[[x]]。王润滋的《鲁班的子孙》探索“市场经济时代”下的伦理文化问题,提出这个时期个体财富追求与重义轻利文化传统之间如何调适的难题。张炜的《古船》则以更为宏阔、厚重的叙事视角,通过隋抱朴形象来思考个体如何摆脱“私欲”和内耗的“魔咒”,走向集体富裕的社会主义伦理文化问题。“他们通过小说叙事,艺术化地呈现出了人们在财富活动领域中曾经遭遇过的和可能会遭遇的种种道德困境。”[[xi]]

  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社会深层次结构问题日渐突出。新世纪以来贾平凹创作的小说《秦腔》《高兴》,分别呈现了乡村农民无以为继的经济困境与进城寻求新财富的时代变迁。梁鸿《出梁庄记》则展现了乡土中国的社会转型与农民到城市寻求财富的艰辛探索。而张炜的《艾约堡秘史》则是沿着以往财富书写和社会主义伦理文化探索的精神道路,通过淳于宝册等人物形象来对 1949 年之后、已时达 70 年的——社会主义财富积累、发展历史以及新世纪“中国富起来”——这一当代中国社会现实进行精神思考与审美观照的“当下现实主义”文学力作。

  二、映现人物命运轨迹的镜像叙事

  改革开放以来,当代中国最大的变化就是新世纪中国富起来了。财富巨量积累是 21 世纪中国人为之骄傲的显在事实,而与此相伴而生的就是人们对美好幸福生活的无限憧憬。而对幸福美好生活的憧憬,则是 21 世纪中国人的内在精神追求和一种主观情愫。可以说,外在的物质财富巨大增长的事实,包括所曾遭遇的一些问题,与内在的人民群众内心对美好生活的憧憬,构成新世纪中国的繁复现实。

  有意味的是,张炜的最新长篇小说《艾约堡秘史》,是以对身体的审视为叙述开端的。这样的书写方式,很不同于张炜此前写作所呈具的文学书写的特点。艾约堡主任蛹儿,“清晨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伏在镜前,以犀利的目光细细挑剔一番……”[[xii]](省略号为笔者所加)《艾约堡秘史》在某种程度上打破了以往张炜小说在阅读之初常常遭遇的因为历史、文化的负载而带有的坚硬外壳,而是以一种通俗、流畅的话语,让读者很快进入叙述语境之中。“她在镜前微张嘴巴……光阴在这儿停滞了,一直停在许多年前的那个时段:丰腴紧实,水润鲜滑。”[[xiii]](省略号为笔者所加)这是小说所展开的蛹儿在镜像前对自己身体的第二次凝视,即在开头第一段的细节性聚焦之后的一次整体性观照,以“丰腴紧实,水润鲜滑”来释放出艾约堡女主人公的身体之美。“她索性一丝不挂地站在橱镜前……”[[xiv]](省略号为笔者所加)这是蛹儿的第三次镜前审视。小说第一章开头的这三次镜像,从清晨到夜晚、从局部到整体、从过去到现在,以立体、全方位的方式呈现出蛹儿这位艾约堡女主人的历经时间沧桑而未老的令人惊艳的身体之美。

  《艾约堡秘史》的小说叙述框架,或可以说是一组巨面镜像群的叙事结构模式。蛹儿三次在镜前的凝视组成了小说第一组叙事镜像,形成了小说叙事的第一个小高潮。蛹儿与三个男人的关系叙述,是小说的第二组叙事镜像。不同于第一组叙事镜像的自我凝视,第二组叙事镜像是小说关于蛹儿的身体之美及其所激发的异性“他者镜像”。三个男人眼里的蛹儿竟然有着惊人的一致性……离婚后成为书店主人的她,遇到了第三个男人,即狸金集团董事长淳于宝册。淳于宝册为蛹儿的身体之美所折服,并在精神上爱她、倚重她[[xv]]。在淳于宝册的建议下,蛹儿以主任身份来管理艾约堡。三个男人眼中的蛹儿形象构成了第二组叙事镜像,这与第一组叙事镜像惊人地指向了同一个焦点:这是一个令人无比惊艳的、一种极致之美的象征与隐喻。至此,小说完成了第一个叙述焦点的建构。

  如果说小说开头三章以蛹儿为叙述焦点,之后则以蛹儿的视野和感受描绘出了第二个、也是最重要的叙述焦点——淳于宝册。小说第四章的第一部分,是以一夜失眠的蛹儿的眼睛来观看世界的方式叙述,以人物眼光和直觉的方式,打量眼前这个“遇到了不可逾越的什么障碍”的淳于宝册,“经历了三年多的堡内生活之后,自己与这个男人已经是一种‘共命’关系:远远超过了爱”[[xvi]]。至此,小说自然而然开启了叙述视点、镜像与焦点的转换。在做了一共三章的有力铺垫,建构了一个叙述焦点之后,小说主人公淳于宝册正式登场了。在小说家得心应手的叙述笔下,淳于宝册从作为观照蛹儿的一面镜子,转换为蛹儿是观照淳于宝册的镜子。淳于宝册成为新的叙述焦点。就整部小说而言,淳于宝册和蛹儿互为镜鉴,彼此映照,但是主焦点是淳于宝册。正如研究者所言,“她和他的彼此阅读,展开了艾约堡秘史”[[xvii]]。所以,从第四章开始,正是借助于蛹儿的镜鉴,一个底色纯洁、色彩斑斓、灿烂夺目,而又无比忧伤、焦虑、罪感、羞涩的人物形象——淳于宝册鲜活地呈现于读者的面前。

  淳于宝册是小说镜像叙事的主焦点。读者正是通过蛹儿阅读记录淳于宝册日常言行的系列书册,和在与淳于宝册的心灵对话中,呈现出淳于宝册童年、故乡、亲人等核心信息。这既让蛹儿也令读者了解到淳于宝册流亡、苦难与温情交织的生命成长史,从而有效建构起关于淳于宝册的丰富、饱满、立体的人物形象世界。在蛹儿这面镜子里,淳于宝册是以董事长和多情男人的身份出现的。在第一次接触中,淳于宝册的第一句话就是“自然,我是为你而来。在下也未能免俗”[[xviii]],如此坦率、直接的话语让蛹儿惊讶而又恐惧;“集中了所有男人的优长与魅力:沉着、坚毅、神秘、率真,而且还有未能销磨净尽的纯洁”[[xix]]。实际上,蛹儿的惊讶更来自于其集团积累的巨大财富。“实力及规模当在数省区之首,产业分布海内外,囊括矿山、钢铁、房产、远洋、水泥、造纸、运输、医药、金融……真正的巨无霸。”[[xx]]事实上,除了蛹儿之外,小说第三组镜像叙事中的镜子——欧驼兰与吴沙原,则从新的视角映照出淳于宝册另一个面目形象。

  具有令人惊艳“身体之美”的蛹儿和拥有“巨无霸”般惊人财富的淳于宝册,或可以视为欲望和财富的一种象征和隐喻。而在淳于宝册看来,“人世间的一切奇迹,说到底都由男女间这一对不测的关系转化而来,也因此而显得深奥无比”[[xxi]]。作者正是通过镜像叙事不仅映现出人物命运的发展轨迹,而且呈现出了当代中国社会的繁复现实及其内在精神隐秘。

  三、迷途的“孩子”及其寻回本心的精神之旅

  “老师,我做错了什么?改正还来得及吗?我千辛万苦九死一生才走到今天,再往哪里走啊?”这是淳于宝册在失眠之夜向老师李音的心灵倾诉。尽管拥有了追随和崇拜自己的、令人无比惊艳的蛹儿,有着“巨无霸”式财富积累,但是淳于宝册却一夜一夜地失眠,对人生和未来备感迷茫,依然在寻找回家的路。“蛹儿没法安慰这个哀伤的男人。她这时再次明白:这世上没人能够取代李音。那个老师会一直伴随他,用目光指引他。可他还是迷路了,像一个茫然无措的孩子。”[[xxii]]

  淳于宝册本人及其狸金集团遇到了难以逾越的障碍。在人生道路上,淳于宝册尽管遭遇了许多恶人和混乱的时代,但也遇到了更多善良有爱心的人,尤其是老师李音的呵护给予童年的他以世界最珍贵的爱与美的教育,得以度过时艰。李音是淳于宝册人生道路的第一位导师。父母双亡后,宝册在视他为亲孙儿的老奶奶呵护下渐渐长大。小学的校园生活成为宝册人生中最基础、最重要的“华彩乐段”,是因为李音老师的出现。“穿了蓝色上衣,细高白净,头发浓黑,脖子上是灰色的围巾。我觉得他简直就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浑身上下没有一丝灰气。”[[xxiii]]这是李音老师那时留给宝册的第一印象、也是永久难以磨灭的心灵记忆。李音老师制止了同学们对宝册的侮辱与欺凌,把宝册领进了自己的小屋,为他上药疗伤,表扬他“描写的天赋”,送给他两本书看。李音还为宝册带来了艺术的实践和心灵的美育。在李音创办的刊物《花地》上,宝册不仅被刊物的封面图案所吸引,而且写奶奶的文章被刊登在突出的位置,让他“沉浸在新的憧憬”和无比激动之中。而最震撼的、最难忘的是听李音老师拉小提琴曲《云雀》,并在其指导下进行了一次极不成功的尝试。不幸的是,后来李音自杀了,死前交代宝册去青岛看望父亲,走得越远越好。

  为了完成老师的嘱托,宝册历经艰险,终于见到了李音的父亲,并在其关照下,成为工厂一名技术员。后来宝册重新回到了老榆沟。在李音老师住过的小屋里,宝册遇到了杏梅,这位号称“老政委”的妻子,后来成为宝册人生的第二位导师。在与宝册的关系中,杏梅是主动的,甚至是粗鲁的,“这都是命定的事儿,别犹豫了,那没用。你身边要有一个经历过战争的人,要有一个政委”[[xxiv]]。“政委”这个词,用得恰如其分,很符合杏梅的身份、角色和性格。“政委”就是指导员、导师。正是在这个“老政委”、第二位导师的督战下,宝册获得巨大的勇气和精神庇护,在一场场“战争”中无往而不胜。“狸金正在命运攸关的爬坡期,矿山打头抢金脉,几大块产业的开拓,还有海运和房地产,与银行海关的纠葛,这一大坨子比三道岗麻烦十倍。”“战争”的阴影在宝册心中无法驱走。“狸金的一幢幢大楼全是白骨垒成的”,这是一位叛离集团者对集团的控诉。“那家伙的话种在脑子里,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钻出来,让人身上冷飕飕的……”[[xxv]]淳于宝册一生遭遇无数苦难,但都没有屈服,然而在建立巨无霸式狸金集团过程中,却有意无意做了许多违心的事。尽管在蛹儿看来,“这世上像您一样善良的人再也没有了。您像个孩子那么单纯,人说是菩萨转世”,但事实却是公司当时几乎已经是声名狼藉了。

  与蛹儿相比,欧驼兰是真正与淳于宝册对等的另一个叙述主角,是继李音、老政委之后的第三位“导师”。“那个女子走近时看来两眼。与此同时,淳于宝册像被电流击打了一下,身子往旁一个趔趄”,“绝对错不了,擦肩而过的这个女子就是民俗学家欧驼兰”,“浓旺的头发亮得像缎子。那双眼睛,自从夏天见过一次就再也没能忘记”[[xxvi]]。正是这个“一尘不染”的女子及其搭档吴沙原,构成了小说叙事的第三组叙事镜像。作为受邀的贵宾兼“对手”,欧驼兰和矶滩角村长吴沙原对艾约堡的巨大财富视为敝履,视蛹儿为俗物。淳于宝册聘请欧驼兰做“文化总监”的提议被拒绝了。欧驼兰直截了当地说:“我不是那种参与建设的人,而是站在反面的人。就是说我不仅不能帮助你们,还会破坏你们”,“因为我和许多人一样,把狸金视为了敌人。我们只希望它早些失败、溃败”[[xxvii]]。淳于宝册在爱情无果的同时,集团投资计划也遭遇巨大挫折。“我们就是我们,不想与你们发生关系。”[[xxviii]]在吴沙原看来,狸金集团的“恶”远远不止这些,“过去有个词儿叫‘巧取豪夺’,今天已经过时了,因为太麻烦,不如‘豪取豪夺’”,而更大罪恶“是因为有了狸金,整整一个地区都不再相信正义和正直,也不信公理和劳动,甚至认为善有善报是满嘴胡扯……”[[xxix]]欧驼兰的严词拒绝和吴沙原的“诛心之论”,既让淳于宝册无比懊丧,又让他看到了一个从来不愿面对的、背离本心的自己。

  可贵的是,《艾约堡秘史》没有简单图解欲望和财富,没有把淳于宝册简化为一个负面人物形象,而是在人的丰富性和完整性上来刻画淳于宝册。“男人和女人一样,心口的火一熄,什么大事都办不成了。”[[xxx]]淳于宝册心中正燃烧着这样一团烈火。尽管他拥有巨量财富,但是内心没有被物质财富所异化,而是有一个对爱与美向往与追求的丰富情感空间。甚至在某种意义上,情感比他的事业更重要。淳于宝册最钦佩那些有情的男人,认为他们是“天底下最了不起的‘第一等人物’”[[xxxi]],珍视女性,相信爱情,“没有她们就没有伟大的集团”[[xxxii]]。“这是中外文学画廊里几乎没有出现过的人物,当代也没有产生过像淳于宝册这种具有大气魄大胸襟以及丰富内心世界的巨富。仅从这一点看,《艾约堡秘史》的文学意义是重大的。”[[xxxiii]]这正是小说吊诡的地方:一个重视财富积累若是的人,却又尤重情感——他所重视的人与事,能够引他回归和重新发现本心,就成为了一种可能。

  尽管认为自己本心未变,但是在财富积累过程中,昔日无比善良的淳于宝册却不知不觉迷失了本心。“走过了太多的长夜,到处一片漆黑。老榆沟的昨天、三道岗的昨天,两个村庄之间的无边荒野,到处都是这样的黑夜。他匆匆追赶,奔跑,满怀惧怕,最终才迎来熹微。可是今天好像一步踏空,又重新跌进了黑暗。”[[xxxiv]]家是生命的起点,是淳于宝册心中念念不忘的爱、美、善的所在。正是在“回家”的精神之旅中,淳于宝册找到了寻回本心的途径与方式,从重视财富走向重新寻觅正向的精神价值观,令其重构新的财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成为可能。

  四、新财富观与社会主义新伦理文化探寻

  寻回本心之路何在?淳于宝册在陷入生命困境的同时,开始思索自我精神革新的道路。“这目光需要时刻温习,这样才能记住,才不会使老师失望。他想回到老榆沟、回到那所学校,可这一天遥遥无期。”[[xxxv]]在跟李音老师的目光的“温习”与对话中,宝册读出了复杂的意蕴,“目光交织了期待和鼓励,还有绝望。后一种目光令他心悸,每一次惊惧起坐都与那种神色有关”,“我那天从海边草寮回来时突然明白,自己流浪了十一年,原来一直在找一条回家的路”[[xxxvi]]。“回家”的念头,在宝册的心中越来越强烈,“这一路是非走不可的”。可是,“家”在哪里?“本心”又在哪里?童年的苦难,在让淳于宝册备尝并且体会人性“残忍”的同时,也在老奶奶、李音、小狗丽等人那里,感受到人性的善良与温暖。可令人遗憾的是,淳于宝册在无比痛恨暴力、血腥的同时,却在追逐财富的过程中也不知不觉成为他自己所憎恨的角色。“财富应该正当获得并使用于使人获得自由、独立的有益事业中;而不应该通过奴役抢夺他人而获得,并使用之作为奴役他人的手段 。”[[xxxvii]]这恐怕才是真正让淳于宝册所不得不面对的生命之疼与心灵之殇。而这正是李音老师的父亲李一晋拒绝居住在宝册为其建筑的别墅的根本原因,也是欧驼兰和吴沙原视其为“敌人”的原因所在。

  虽然欧驼兰拒绝了淳于宝册邀请其做“文化总监”,但也正是由于欧驼兰这个人物的存在,使淳于宝册意识到了集团蕴含的巨大危机与财富积累过程中的“罪恶”,从而在某种意义上担当了“导师”的角色。在淳于宝册与欧驼兰的对话中,欧驼兰显然是有备而来,说:“我想让您也记住,无论是我还是您,任何一个人,比起矶滩角这样一座历史悠久的渔村,都是十分渺小和短暂的。我们很小,很短暂,海和沙岸很大,它们对我们意味着永恒……”[[xxxviii]]显然,对于欧驼兰的“箴言”,淳于宝册并没有真正明了与汲取其中的精华意蕴。实际上,对于这位毕业于“流浪大学”的财富拥有者淳于宝册来说,在现实世界中他心里已经接受和认可的,依然是传统家族企业的思维方式,一度难以接受新的现代企业理念和现代伦理文化。

  小说在叙述淳于宝册与欧驼兰交往过程中,穿插了“拉网号子”的民俗故事。“二姑娘”坚决不嫁,“仙化”为仙,专门保佑海边的人。淳于宝册对此深以为然,说:“我看这才公平。真正的美,大美,就该属于所有人。”[[xxxix]]中国传统文化强调的是一种基于生命共同体的精神关爱和财富公正。张炜在 20 世纪 80 年代的名作《古船》中,就讲述了一个“哈姆雷特”式的“王子”隋抱朴对财富问题的深刻思考。手执《天问》和《共产党宣言》的隋抱朴终于算清了一本大账,只有惠及每一个个体的集体财富才能制止个体贪婪和暴力的延续。“财富伦理建设的核心内容是要建立合理的冲动体系……释放人们的‘经济冲动力’是人性解放和社会进步的根本途径。”[[xl]]

  在中国人“富起来了”的新时代里,如何看待欲望和财富,如何实现社会公平正义,如何实现可持续发展,如何建构新的有效的社会主义伦理文化,是 21 世纪中国文学书写的重要与核心问题。而且在 21 世纪的今天,在当代中国拥有巨量财富的新时代语境下,这些问题显得尤为重要而且迫切。“我们必须学会如何追求财富,富人必须学会如何支配财富,穷人必须学会如何看待财富,我们必须共同呼唤财富伦理、建设财富伦理,才能真正实现人人共建 、人人共享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xli]]《艾约堡秘史》镜像叙事中的欧驼兰和吴沙原已经为淳于宝册及其狸金集团的发展,提出了新财富观建构的可能方向和路径。新世纪中国财富需要的是一种建立在尊重历史、文化、民俗基础上的绿色财富。原生态的渔村与“大海”才是真正的“大地方”,这样的财富才是诗意的、符合人类心灵需要的财富,正所谓“青山绿水就是金山银山”,社会主义和谐发展观是尤其应该受到重视和加以注意的。新世纪中国财富需要的是基于透明、公开、公正的阳光财富。“公开”、“公正”和“透明”,是矶滩角对抗狸金集团的最大武器,是确保财富获得的途径和过程能够行走在正义道路上的重要制度性保障。新世纪中国的财富积累,需要的是建立在良知、善良与爱的基础上的德性财富。正是因为有着一颗接受了爱与美教育的高贵灵魂,淳于宝册无法接受背离本心的行为与巨量财富所曾经带有的“罪与恶”,而一遍遍地接受“目光之罚”的审判与寻求生命的自我革新之道。

  虽然,文学解决不了实际的社会问题,但是文学能够做到的,是开启智慧的启迪之门,启示人们去思考问题、解决问题。优秀的文学作品就是把时代最重要的、最根本的、最核心的问题,以一种审美的文学书写和艺术表现方式鲜活地呈现出来,从而实现为国家立心、为民族立魂、为生民立命的目的、使命与责任担当。《艾约堡秘史》以一种生机勃勃的叙述方式,揭示了 21 世纪中国当代最大的物质与精神现实,塑造了巨量财富的积累者、拥有者淳于宝册这个人物形象,及其有情和寻觅初心的愿望与可能性;描绘了财富“巨无霸”式的狸金集团昔日的贪婪与恶,形象揭示了在改革开放的历史征程当中,如淳于宝册者所曾经遭遇的前所未有的社会新现实、新的精神困境以及二者之间的内在关系。可谓是作家以文学书写,为现实把脉的一种尝试。而这样的文学书写,又何尝不是“当下社会的一剂‘独药’”[[xlii]]。

  改革开放 40 年,中国人创造了并继续创造着二战以来世界最大的奇迹。13 亿多的中国人,经历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变革历程。这一伟大变革历程,其艰辛度、复杂度、广阔度和深远度,都远远超出了人们原来的想象,更是需要在更深远的时间维度上显现出其独特深远的意义与价值。这正是“当下现实主义文学”的难度、价值与魅力所在。

  伟大的时代呼唤伟大的文学,新时代已经为伟大的文学提供了无比丰厚的艺术土壤,为作家提供了难得的创作契机和艺术机遇。优秀的作家,理应抓住历史性机遇,呼应人民对当下现实主义文学的需求,去书写属于这个伟大时代和人民的心灵史诗。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艾约堡秘史》体现了当代中国作家书写当下中国现实的巨大勇气、把握时代精神气象和时代特征的气魄与能力,更显现了一种以艺术形象来穿越当代中国现实的巨大精神探索能力,呈具一种启示进行精神探索的思想引领性价值。《艾约堡秘史》告诉我们,“淳于宝册”及其“狸金集团”曾经的聚敛财富之路,再也不能不加思索地走下去了;我们必须寻找具有社会主义精神特征的财富新路,必须建构一种新的社会主义伦理文化[[xliii]]。这就是艾约堡的“秘史”,淳于宝册的“秘史”。张炜以文学笔触,通过对曾经的“秘史”的解读和文学书写,体现了一个有使命感和责任感的作家主动所做的一种现实思考,同时也开启了社会主义新伦理文化的探索与建构之路,为我们提供并且留下了一个当代文学的“财富书写”与社会主义新伦理文化探索的文学样本。这是这个小说的独特意义和价值所在。

  [1]鲁迅:《鲁迅全集》第 1 卷,第 240 页,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1 年版。下同。

  [2]莫言、大江健三郎:《文学应该给人光明》,《南方周末》2002 年 2 月 28 日,第 17 版。

  [3]李敬泽等:《〈艾约堡秘史〉:对当下生活的文学强攻对时代命题的诗性回答》,《潇湘晨报》2018 年 1 月 13 日。

  [4]唐凯麟:《财富伦理引论——为庆祝〈中国社会科学〉创刊三十周年而作》,《中国社会科学》2010 年第 6 期。

  [5]陈世民:《财富的德性呼唤——中国当代财富伦理的思考》,《伦理学研究》2009 年第 6 期。

  [6]马克斯·韦伯认为,资本主义精神体现了一种经济理性主义和理想主义特征,商人们“合乎理性地组织劳动,以求为人类提供物质产品,毫无疑问是他们毕生工作的最重要的目的之一”,体现了“生活中一种特殊的并且无疑是理想主义的满足”。见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于晓、陈维纲等译,第 55 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87 年版。

  [7]海德格尔:《人,诗意地安居》,郜元宝译,第 137 页,上海远东出版社 1995 年版。

  [8]鲁迅:《娜拉走后怎样》,《鲁迅全集》第 1 卷,第162 页。

  [9]同样文化深厚的文学陕军作家贾平凹、陈忠实等人,也对此做出了回应和思考。贾平凹的《腊月正月》就是一个很好的文本,一方面揭示了新富人阶层的出现,改变了以往的乡村文化生态,带来了新的活力;另一方面传达了一种旧有的乡村文化共同体逐渐解构的精神隐忧。

  [10]参见矫健:《老霜的苦闷》,陈光林总主编,王凤胜副总主编,任孚先主编,王延辉编选《山东新文学大系》(当代部分·小说卷二),第 564 页,山东文艺出版社 1999 年版。

  [11]杨虹:《新世纪商界历史小说的财富伦理叙事》,《文艺争鸣》2009 年第 10 期。

  [12][13][14][15][16][18][19][20][21][22][23][24][25][26][27][28][29][30][31][32][34][35][36][38][39]张炜:《艾约堡秘史》,第 1 页,第2 页,第 3 页,第 48 页,第 59 页,第 44 页,第 47 页,第46 页,第 167 页,第 226 页,第 100 页,第 157 页,第192—193 页,第 87 页,第 306 页,第 309 页,第 313 页,第162 页,第 70 页,第 69 页,第 307 页,第 144—145 页,第179 页,第 295 页,第 253 页,湖南文艺出版社 2018 年版。

  [17]王雪瑛:《淳于宝册的精神历险——关于张炜长篇小说〈艾约堡秘史〉的人物》,《扬子江评论》2018 年第 4 期。

  [33]宫达:《雕刻时代的心史——评张炜长篇小说〈艾约堡秘史〉》,《中国文艺评论》2018 年第 5 期。

  [37]姜宗强:《先知书中关于财富的伦理——以〈阿摩司书〉为例》,《宗教学研究》2011 年第 1 期。

  [40]何棣华:《论我国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财富伦理建设》,《学术论坛》2009 年第 1 期。

  [41]王国银:《财富伦理研究综述》,《苏州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 年第 2 期。

  [42]辛阆:《经济与文化演变成长的信史》,《江西日报》2018 年 5 月 25 日,第 B03 版。

  [43]“历史已经把中国推到了一个不重视商业伦理精神建设就不能很好地发展市场经济的时代。”见施祖军的《商业之魂——当代中国商业伦理精神及其建构》,博士学位论文,第 167 页,湖南师范大学,2003 年。

  [作者单位: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