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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方晨长篇小说《背后》创作谈:长篇小说创作的背后

更新时间:2019-04-24 | 文章录入:jkz | 点击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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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入2018年,现实主义创作的讨论忽然热闹起来了。它给了人一种假象,现实主义的创作传统似乎遗失已久。

  我没有想到会不会有人附和,我认为至少从白话文运动开始,我国的文学创作一直走在现实主义的道路上。说得严重一些,几乎所有的文学创作都是现实主义,从来就不存在不指向现实、不指向生活的文学创作。既然从未遗失,也从未偏离,那你还紧张个“毛”!所以,我认为,不论是所谓的现实主义,还是其它,更值得讨论的是它们究竟需要解决什么。也就是说,当前我们的文学创作需要解决什么。这才是一个核心问题。

  作为文学创作类型中的“重器”,长篇小说的力量是其它体裁的文学作品所不具备的,因此,探讨创篇小说的创作手法,更有示范作用。

  莫言先生在他的《捍卫长篇小说的尊严》中说得很清楚:“把长篇写长,并不是时间和字数的累加,而是一种胸中的大气象、一种艺术的大营造。”长篇小说之长,并不因为篇幅之长。同样,把长篇写长,也并不是看你写了多少现实生活场景、人物、器物,而是看你借助这些寻常的或者不寻常的场景、人物、器物,开天辟地一般,所能构建出的广阔空间。长篇小说通过现实实现一种其它体裁所未有的艺术创造,建立起作家与现实、与过去、与未来、与宇宙,甚至与某种神秘力量的共生关系,是作家写作的终极目的。文学创作所亟需解决的,也正是文学与现实的关系问题。

  我们常常提到文学对生活的介入,而长篇小说创作对生活的介入之深、之广尤为突出。能否由此形成一种理想的正常的联系,恐怕不会那么简单。生活的真相从来就不是浮在表面的那一部分。发现、辨识生活的真相,是对作家智慧、能力的考验。作家面对生活,其实就是面对高山一样巨大的困难、铜墙铁壁一样的阻碍。写作的功夫,看起来是文字功夫,而当你真正走到现实生活的面前,它又变成了思想的功夫。你笨重无比,却要身轻如燕。你肉体凡胎,头圆脚大,却要像响镞利刃一样锐不可挡。所有的功夫都是为了突破那有形无形的限制和阻挡,来到生活的中心地带。

  忽然发现,我讲这些实际上也是在讲长篇小说创作背后的艰难,不禁想起2015年我为《文艺报》写的一篇文章《长篇小说创作的三种准备》:

  至今为止,我已出版发表长篇小说7部,包括《老大》《公敌》《芬芳录》《水洼》等等。这些小说创作的时间跨度都很长,有的几乎经过了十多年,比如《老大》。

  起笔《老大》早在1987年尾。过了近十年,也就是1997年,我才将它一气呵成。因与出版社素无联系,出版成了大问题。当时我有过拼把劲儿评上副高职称后尽快改行的打算,就弄了个丛书书号,自费成书。不料,我在中短篇方面的创作随之取得较大突破,接连几篇作品在文坛产生影响,评职称已足够,这本书也就算是白出。后来发现这本书的书号被人使用过很多次,显然我被欺骗。随着文坛对我中短篇创作的关注度提高,我也就渐渐把这本书忘在了脑后。

  2011年,经一台湾作家介绍,《老大》的繁体版由台湾秀威资讯收入“认识大陆作家”系列出版。此为我首次在台湾出书,那种竖排的繁体版式令人爱不释手。一直到今年初,这本书才算正式由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至此,已过去整28年矣。28年,什么概念?当年出生的小孩都已长大成人再生小孩了。让我感到安慰的是,作品虽然是现在才出版,但语言、主旨还很新。我不说出来,恐怕无人知道。

  在《水洼》《芬芳录》分头进行的过程中,约在2004年,我又计划创作一部新的长篇。同年完成构思,主要想写一个女人的复仇。奄奄一息的女人被丢弃野外,经一老人治愈后返回城镇,一步步将施虐者推向死亡。由于电脑硬盘损坏,写作规划丢失,重起炉灶后,已是另一副样子,但只写了前面数章,即难以为继。直到2010年12月,所有的创作资料都已完备,遂决定不再拖延,在济南一间窄小的出租屋里,开始了平生最为艰苦、最为心无杂念的写作。这部长篇,就是《公敌》。作品完成,我也几乎累垮。一再修订、颇费周折后,去年12月才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

  长篇小说创作不可能立马而就,即便耗费时日,完成创作,作者的创作成果也不一定马上就会被读者接受和认识,所以我认为,进行长篇小说创作,首先要做好可能遭受冷遇的准备。我就是例子。初写《老大》,我年方二十,意气风发。皓首穷经的这些年里,心灵受到了多少煎熬,这是形容不出来的。所幸到了目前这个岁数,心中倒还残存着不少青春意绪。

  同时,与中短篇小说创作相比,长篇小说显然要赖于作者更多的才华,所以,长篇小说创作需要足够的才华准备。我在创作时就常掂量,自己的才华到底够不够,究竟撑得起怎样一部长篇?再者,自己的才华究竟能够让我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作家?写部砖头一样厚的长河小说,我一时做不到,同样写部《蝇王》《呼啸山庄》,可及?如果欠缺,如何补足,这叫心中有数,而才华的积累实在非一日之功。

  另外,真正看到长篇小说创作的难度,心存敬畏,这应该也是进行长篇小说创作的一种必要准备。文坛上有种陈腐观念,认为短篇小说无法掩藏创作的硬伤,而长篇小说似乎更能遮掩某种不足。我很不赞成这种贬低长篇写作的态度。我认为既然是好的长篇,就同样不能拥有瑕疵。作家创作长篇小说,如同构筑一座宏伟而美妙的殿堂,即使一块砖石的松动,也可能埋下整体坍塌的隐患。

  早年我初次看到国画大师张大千的《长江万里图》,不得不叹其妙,妙在截取任何一隅,都可独立成章,立轴找得到,扇面册页也找得到。优秀的长篇,同此。

  我写《公敌》,对作品结构细部都有过精心设计。总的来说,小说奇数章基本以倒叙为主,层层剥茧,写至结尾,一直追溯到主人公韩佃义人生悲剧的初始,水落石出:他的爱情挫折。挚爱金枝儿的刚烈离世,直接造成韩佃义急流勇退,选择与金枝儿的骨灰相守,从而揭示出韩佃义独居坟园的秘密,也就是说,韩佃义最终从权力、从欲望回归了感情,回归了爱。小说的偶数章则基本保持线性顺叙,主写另一主人公佟志承,推动其弟佟黑子的命运发展,同时又是奇数章的补充。两种叙事方式相互交叉缠绕,一个向前一个向后,共同构成一个整体,开阖之间完成一个庞大的乡土社会的历史书写,并寄寓其历史走向。

  这样的结构自然增加了文本丰富性,在阅读上却制造了一定的阻挡。事实上,阻挡的存在,对一部严肃的文学作品来说,十分必要。这就像我曾经认为的那样,任何优秀的文艺作品,不论是绘画、音乐,还是文学,必有险处。关键在于我们的阅读是遇险而进,还是遇险而退。

  为《公敌》做出这种设计,让我颇费心力,这与我为之耗费的10年岁月一起,足以证明长久以来我对长篇小说这种文体所保有的深厚的敬意。

  从那时起到现在,我又出版了长篇小说《老实街》,还有这部《背后》,可以说,对长篇小说创作又增加了一些体会。长篇小说创作之难,并不因为时间的流逝而变得容易起来。实际上,不管是我们在讨论长篇小说创作的难度,还是讨论具体“怎么写”,都是在探讨那些躲避在创作“背后”的力量,是什么支撑我们去完成对生活的再认识,以及我们究竟要去认识现实世界的什么东西。

  关于《老实街》,我已经讲了很多,那是我在现代语境下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思索,试图发现我们的文化传统所可能包含的现代元素。它很容易被误认为通常的怀旧,但的确面向未来,作品的意义也正在于此。相对于《老实街》的文化色彩,在《背后》这本书中,则更多地体现了我对即时生活的关切。人物、故事、场景,都有更多的即视感,但是,如果让我就此止步,肯定有违我一贯坚持的创作观。作家所要说的,不能够仅仅是这些表面的东西,而生活的真相常常隐藏在生活背后。优秀的作家应该能够赋予文字一种神通,可以看到人所未能看之物,抵达人所未达之地。

  现实生活眼花缭乱,而我独钟情于世界背后远离喧嚣的那方秘境。在那里,生活的真义仿佛一块沉睡的美玉,静静散射温润的幽光。从某种意义上讲,所有的写作都是在写现实生活的背后,都是一种对生活、社会、生存秘境的探索。

  阅读《背后》的文字,我不是没有想到莫言先生的《酒国》。但这是“宇宙星”。它也一样是我们的特色生活。我在这里杜绝给人物一副雌雄魔兽的外貌,不管生末净旦丑,也都有一颗心,那就是对他们各自所爱的人的爱。而这也正是《背后》的背后。因为爱,人们在一起。因为爱,人们需要担承这一切,欢乐或者受苦。

  生活背后的秘境,言之不尽。说到底,作家作为一个生活的寻玉人,在思考写作的同时,与现实的关系已经建立起来了。唱红脸儿,唱花脸儿,唱白脸儿,唱黑脸儿,或许有人就想扮个鬼脸儿。长篇小说创作的背后,其实也就是作家与这个世界发生的所有各种各样的联系。欲待如何,面对现实给出自己的答案,正是一个作家需要解决的问题所在。

  2019年3月8日记于济南盖子山下